股票期权行权个人所得税|股票期权的个人所得税怎么征收

　　有税务机关反映了这样一件事情：2006年，某上市公司推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公司10名高管授予股票期权500万份。期权拥有者在授权日起5年内可以6.59元/股的行权价购买公司股票，其中等待期为2年，禁售期6个月。2006年、2008年，公司先后转增股份，行权价格逐步降低。2008年6月1日，高管在行权日以4元/股行权。然而，2009年，该上市公司因违规操作、业绩下滑被迫取消原激励计划，按原价回购股票。

　　2011年，税务机关发现了这一涉税问题，但此时该上市公司已取消激励计划，原价回购股票。税务机关在对“股权激励案”的实际征管中，遇到了难题：一是如果有高管行权时未申报税款，税务机关能否追征?二是公司原价回购，高管并未在期权计划中有实际获利，追征的税源问题如何解决?三是由于激励计划最终被取消，高管如果在行权环节缴纳了税款，是否可以申请退税?现行有关的政策规定是在行权日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税，但对征税来源、后续管理等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造成了诸多征管困难——追征则税源已不存在，不追征则有执法风险。这就引起了笔者对我国股票期权个税相关政策的思考。

　　“一揽子”政策是否过于粗糙?

　　股票期权计划形式多样，不同的实现形式和限制条件，赋予持权人的权利义务就不一样，给持有人带来的收益性质也不同。如某些期权计划中对发行对象的认定、期权转让条件、行权条件等有具体要求，旨在通过股票期权激励员工为公司长期发展而努力工作，期权收益主要来源于股价的长期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激励股权”。而某些股权激励计划对上述要素未作详细有效的规定，通常在授权日即赋予确定性收益权，持有人不需承担任何股价波动风险，所授予的股票期权往往是企业变相给予员工的奖励。对这种“虚假期权”，法律是不应鼓励的。然而，现行的税收政策既未对股票期权进行详细定义，也并未按其性质进行分类，政策规定过于粗糙。

　　“行权日”征税是否合理?

　　在行权日，员工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选择购入相应的股票，是否应在“行权日”征税，主要看选择权的收益是否已在行权日实现。按照现行规定，员工在行权购入股票时就应计算缴纳个税。

　　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

　　但笔者认为，是否应在“行权日”征税，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激励股权”，在“行权日”征税不合理。

　　一是由于收益不确定。员工行权的实质即是买入企业股票。虽然通常情况下其购入价格会低于行权时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市场价格是不断变化波动的，在将来转让时点的市场价格并不能确定，在股价下跌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出现亏损。如在上面案例中，高管行权后，由于激励计划被取消，股票被原价回购，高管未获任何收益。二是由于收入未实现。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员工取得股权后，通常存在“禁售期”的限制，在禁售期内，员工不能出售由“期权计划”取得的股票，并不能马上获得收益。期权收益尚未实现，若此时进行征税，会造成收入与税款不匹配，从纳税人角度来说也不具备纳税能力。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税是否合适?

　　现行政策规定，无论是期权转让日的转让所得还是行权日计算的应纳税所得，一律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理由是股票期权中的选择权收益，是因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取得的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是从收益的来源来判断股票期权所得的性质。而笔者认为，期权收益的征税项目不能简单套用“工资、薪金所得”。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不能仅从收益来源来判断征收项目。目前我国的个税政策主要是分项目管理，划分项目的根据是收益性质而不是收益来源，仅从来源判断其适用“工资、薪金”项目有失谨慎。第二，期权收益与普通工资、薪金所得有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具有确定性和现金支付性这两大明显特征。而期权是在将来才能确定下来的收益，既不能在得到的时候缴税，也无法列入企业的工资总额。股票期权比股票更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的收益，是一种投资。另外，工资通常以货币形式支付，不能以实物或有价证券完全代替。从这两点来看，股票期权并不是一种广泛的工资形式，确切地说，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工资。在《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中也确认，股票、期权、红利等是与投资相关的不列入工资总额的收益。不是工资，因此也不作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的计发基数。第三，适用“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税率难以体现税收公平和政策导向。现在工资、薪金所得5%——45%的超额累进税率，股票期权涉及的收益金额通常较大，偏高的税率可能会抵消“激励”作用，与其他性质的所得税负对比可能有失公平。

　　行权后境内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收入是否应征税?

　　按现行政策规定，个人将行权后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再行转让而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这个政策也不甚合理。

　　一是境内上市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转让”所得暂不征税的规定，是我国基于保护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利益的考虑而出台的政策。因“股票期权”计划而取得的股票，在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上与普通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入的股票有本质区别，如果同样适用不征税政策，明显不符合税收公平性原则。二是对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规定已明确转让收入应按相关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股权激励”计划中获得的股票，性质上更近似于“限售股”，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样影响税收公平。

　　几点建议

　　基于前文对现行政策合理性的分析，并考虑我国股票期权的相关法律环境和征管经验，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分类管理，发挥政策导向性。

　　由于股票期权的形式多样，不同的股权激励计划，实现的经济效应截然不同。因此，应区分不同的期权性质，分类立法管理。股票期权发源、发展于美国。美国的国内税务法则，就把股票期权分为激励性股票期权和非法定股票期权两类，前者是经济和法律所提倡的，较后者在税收上有较大的优惠。我国资本市场运作尚未完全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更应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对股票期权发行对象的认定、实现条件、等待期、限售期、销售比例设置更明晰的要求，对“激励性期权”在政策上给予保护和鼓励，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严格征管，防止出现政策漏洞。

　　第二，区分性质，准确把握征税时点。

　　对于“激励性股权”，鉴于在授权日与行权日，员工虽然获得选择的权利和低于市价购入股票的潜在收益，但由于其收益并未真正实现，因此建议在授予日和行权日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在股息红利取得日、股票转让日，根据其实际收益计征个人所得税。前面案例中出现的征管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规定在行权日征税，但收益未实现、没有缴税资金来源两者的矛盾造成的。不在行权日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对激励性股权的政策保护，避免由于不合理的税收负担减少甚至抵消“股票期权计划”的激励作用。

　　而对于“非激励性期权”，在授权日虽获得选择权，但未实现收益，也不应征税。在行权日或行权日前，员工可以通过转让期权或者在行权后马上出售股票实现收入，即使员工在行权日不马上出售股票也是出于期望股价上涨获取更多收益的驱动，所以此时可以将个人持有的股票，视为按市价卖出然后再买入的结果，此过程已包含应税收益的产生，因此在行权日应该对期权收益征税。

　　第三，洞悉实质，明确征税规范。

　　股票期权给持有者带来的收益，主要由选择权的收益、行权后股票持有期间的收益和股票转让收益组成。对于选择权带来的收益，适用什么项目征税?按照什么方法征税?需要作更多的思考。美国对于选择权收益是按照“普通收入”征税，以区别于资本收入，包括工资、营业利润、股票收益、期权收益、基金利息、小费、佣金、投资房地产一年内的收入等。可见，美国税法中并未简单把期权收益归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而是作为相对独立收益形式列示。我国与国外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虽然不一样，但也不能简单套用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征收项目。

　　第四，用对“优惠”，确保税收公平性。

　　股票期权计划下获得的股票，其性质、取得方式、支付对价等方面与投资者在二级市场取得股票都有不同，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转让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并不适用于“股权激励计划”下获得的股票。笔者认为，“股权激励”计划中获得的股票，性质上更近似于“限售股”，其转让收益应按限售股转让所得有关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